淩晨四點的花墟
香港的清晨從旺角花墟開始。當城市還在沉睡，花墟道兩旁的鐵閘已嘩啦作響。送貨工人從貨車卸下一箱箱剛從赤鱲角機場轉運來的鮮花——哥倫比亞的康乃馨、肯亞的玫瑰、荷蘭的鬱金香、雲南的滿天星。空氣中瀰漫著濕潤的泥土氣息和花朵腐敗的甜味。這條不足二百米的街道，每日吞吐著全港七成以上的鮮切花，但真正讓這個產業運轉的，不是那些我們在花店看到的優雅花藝師，而是在後巷深處、在凌晨的昏暗燈光下，手持剪刀、彎腰工作的勞動者。他們是誰？他們的工資是多少？他們的工作環境如何？這些問題，香港的花卉消費者在購買一束三百元的玫瑰時，幾乎從未想過。
產業結構：從進口商到零售商的勞動力鏈條
要理解香港花藝行業的勞動力結構，必須先拆解這條價值鏈。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25年的貿易數據，香港每年進口約二十三億港元的切花及花蕾，其中荷蘭佔百分之三十五，肯亞佔百分之二十，中國內地佔百分之十八，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合共約百分之十五。這些鮮花經過五條主要路徑流入市場：連鎖超市、獨立花店、網上花店、花卉批發市場（花墟），以及酒店和活動場地的合約供應。
勞動力的分佈同樣複雜。最上游是機場貨運站和 cold-chain 物流倉庫的搬運工人，每日凌晨處理數以噸計的空運鮮花。中游是花墟批發商的店員和加工工人——他們負責拆箱、修剪枝葉、去除玫瑰的刺、重新包裝，將進口的「農場級」鮮花轉化為「零售級」商品。下游則是花店的店員、婚禮和活動佈置的搭建工人、以及節日期間（尤其是情人節和農曆新年）激增的臨時工。
記者走訪了花墟道、洗衣街、太子道西一帶超過二十家批發商和零售商，訪問了十五位不同崗位的從業者。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後巷加工工人並非香港永久居民，他們是持工作簽證來港的南亞裔勞工，或是持受養人簽證的少數族裔家庭成員。這個現象在香港並不罕見——根據香港工會聯合會2024年的報告，清潔、搬運、食品加工等低薪體力勞動行業的少數族裔勞工比例已達百分之三十八，花卉行業更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我在這裡做了七年，從未見過一個本地香港年輕人在後巷剪花刺。」——花墟批發商員工，巴基斯坦裔，化名「阿默」
薪資與工作環境：美麗產業的醜陋真相
花墟後巷工人的工資水平，遠低於香港中位數。記者整合了十五位受訪者的資訊：全職加工工人的月薪在港幣一萬一千元至一萬四千元之間，每日工作十至十二小時，每周工作六天。這意味著時薪大約在三十五至四十五港元之間——低於香港法定最低工資的每小時四十港元。部分僱主以「自由工作者」或「承包制」為名，規避最低工資規定和強積金供款。
工作環境同樣令人憂慮。花墟的後巷狹窄、潮濕、通風不良。玫瑰花刺造成的割傷是家常便飯，但大部分工人不會佩戴防護手套——因為手套會減慢剪刺速度，而工資往往與處理量掛鉤。長期在濕冷環境中站立工作導致關節問題，花卉保鮮劑和殺蟲劑殘留的化學品則帶來皮膚過敏和呼吸道不適。記者觀察到，只有不足三成的受訪工作場所提供基本的個人防護裝備。
香港理工大學2025年發表的一項職業健康研究，調查了旺角及油尖旺區一百二十名花卉行業從業者，發現百分之六十七的受訪者報告有肌肉骨骼疾病症狀，百分之四十三有皮膚問題，百分之二十九有呼吸系統症狀。這些數字顯著高於香港一般勞動人口的平均水平。然而，該行業至今沒有任何工會組織，也沒有專門的職業安全指引。
相比之下，荷蘭Aalsmeer花卉拍賣市場的工人享有行業集體談判協議，最低時薪折合約一百二十港元，並設有嚴格的輪班制度和職業安全規範。哥倫比亞的花卉農場雖然工資較低，但近年來在國際公平貿易認證的推動下，工作條件有顯著改善。香港作為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花卉業基層勞工的待遇卻與發展中國家看齊——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對比。
移民政策與勞動力供應：結構性的依賴
香港花卉行業對少數族裔勞工的依賴並非偶然，而是多項政策交織的結果。首先是「補充勞工計劃」——政府自1996年起讓僱主在無法聘請本地工人時輸入外勞。花卉批發和加工行業在該計劃下被列為「難以聘請本地工人」的行業之一，這一定性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其次，香港少數族裔人口的勞動市場參與長期受限。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香港約有六十二萬非華裔人口，其中南亞裔佔最大比例。他們的勞動參與率高於華裔人口，但集中在低薪、低技能、低保障的行業。平等機會委員會2023年的報告指出，語言障礙、資歷認證困難和隱性歧視，是少數族裔難以進入高薪行業的三大障礙。
花墟的案例更具體地展示了這個結構性問題。巴基斯坦裔工人「阿默」告訴記者，他擁有巴基斯坦的大學學位，但香港不承認其學歷。「我試過找辦公室工作，面試過五次，每次他們看到我的樣子就說『請等通知』，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現在每天在花墟工作十一小時，月薪一萬二千港元，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深水埗一個一百二十平方呎的劏房。
「我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沒有被選擇。」——阿默
這種結構性的勞動力分層，讓花卉行業得以維持低廉的終端價格。消費者在花店購買一束五十元的玫瑰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束花的零售價格之所以能夠維持在「可負擔」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供應鏈底層的勞動力成本被人為壓低。
性別面向：被隱形的女性勞動力
花墟的勞動力性別分佈呈現出一個有趣的模式：前台銷售以女性為主，後巷加工則以男性為主。但這個表面的性別分工掩蓋了一層更複雜的現實——大量女性勞動者以「家庭幫手」或「兼職」的身份參與其中，她們的勞動沒有被正式計算。
記者在花墟觀察到，不少南亞裔女性在清晨陪同丈夫到後巷工作，協助拆箱、分類、清潔。她們沒有獨立的僱傭合約，工資計入丈夫的「承包總額」。這種模糊的勞動關係使得她們在工傷、病假、退休保障等方面完全缺乏保護。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2024年的研究指出，少數族裔女性的「隱形勞動」在香港低端服務業中普遍存在，花卉行業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與此同時，香港花藝教育和行業協會中的性別失衡則是另一個故事。香港花藝協會的會員中，女性佔超過百分之八十，但協會的領導層和大型花藝比賽的評審團中，男性卻佔多數。這種「玻璃扶梯」現象——男性在女性主導行業中更容易晉升到領導位置——在國際花藝界也十分普遍。荷蘭的Florist Magazine在2025年的調查發現，全球排名前二十的花藝比賽冠軍中，男性佔了十四位，儘管花藝課程的學員有超過百分之九十是女性。
疫情衝擊與後疫情時代：從裁員到缺工
2020至2023年的COVID-19疫情對花墟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疫情高峰期，社交距離措施導致婚禮、活動和餐飲業的鮮花需求暴跌。花墟批發商普遍削減了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人手，許多南亞裔工人失去工作，部分返回原居地或轉向建築地盤和物流倉庫。
2023年通關後，需求強勁反彈——婚禮積壓、活動復甦、以及疫情期間培養出的「在家插花」消費習慣，使花卉需求在2024年創下歷史新高。但勞動力並未同步回流。許多疫情期間離開的工人已經在其他行業站穩腳跟，或不願回到低薪的花卉工作。結果是花墟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一位不願具名的花墟批發商告訴記者：「以前請一個剪花工人，月薪一萬就有十個人來見工。現在加到一萬四，還要包一餐飯，一個月都未必請到人。」這導致部分批發商開始嘗試機械化——荷蘭和日本製造的自動玫瑰去刺機每部約需七至十萬港元，但可以替代兩至三名工人的產量。
勞動力短缺也改變了行業的權力關係。過去工人不敢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條件，擔心被取代。現在，有經驗的加工工人在花墟具有一定的議價能力。然而，這種改善是脆弱的——經濟下行或移民政策收緊，隨時可能讓工人再次回到弱勢位置。
全球對比：花卉產業勞動權益的國際視野
將香港花墟的情況放在全球脈絡中審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問題的本質和可能的出路。
在哥倫比亞，花卉產業曾經是全球勞動權益最惡劣的行業之一——每日工作十六小時、使用未經稀釋的殺蟲劑、禁止工會活動。但在過去二十年，國際壓力、消費者倡議和公平貿易認證的力量，推動了顯著的改變。根據Fairtrade International 2025年的年度報告，哥倫比亞獲得公平貿易認證的花卉農場，工人最低工資比非法認證農場高出百分之二十五，並享有醫療保險、帶薪年假和工會集體談判權。當然，認證農場只佔哥倫比亞花卉產業的一小部分——約百分之十二——但這證明了改變是可能的。
在荷蘭，花卉產業的勞動力問題則以另一種形式呈現。Aalsmeer拍賣市場的正式僱員享有良好的薪酬和福利，但這個行業日益依賴來自東歐的派遣勞工——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工人以短期合約形式在溫室和包裝廠工作。這些「歐盟內部的外勞」雖然享有基本的歐盟勞工保障，但語言障礙、居住隔離和合約的不穩定性，使他們處於行業勞動力市場的邊緣位置。荷蘭記者Jeroen van Bergeijk在2024年的調查報導《The Glass Border》中，將這些工人稱為「歐洲的花卉遊牧民族」。
在肯亞，Naivasha湖畔的玫瑰農場僱用了約十萬名工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女性。英國《衛報》2023年的調查揭露，部分農場的工人每日工資折合不足港幣三十元，且長期暴露於有毒農藥。但與香港花墟不同的是，肯亞的花卉工人有工會代表——Kenya Plantation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 (KPAWU) 在過去十年為工人爭取了累計百分之四十五的工資增長。集體談判的力量在這裡清晰可見。
這些國際案例的共同教訓是：改變不會自發發生。無論是哥倫比亞的公平貿易認證、荷蘭的集體談判協議、還是肯亞的工會行動，勞動條件的改善都需要外在壓力——來自消費者的意識、來自媒體的揭露、來自公民社會的組織、以及來自政府的監管。
未來展望：自動化、公平貿易與香港的可能性
花卉行業的勞動力問題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解決的議題，但有多條前進的路徑。
自動化是一個雙刃劍。自動玫瑰去刺機、光學分級系統、機械化包裝線可以提高效率，減少重複性勞損，但也會消滅工作崗位。對於沒有社會安全網的邊緣勞工來說，自動化帶來的不是解放，而是失業。如果香港花墟的批發商投資自動化的同時，不為受影響的工人提供轉型培訓和過渡支援，技術進步將加劇不平等。
公平貿易花卉認證在香港幾乎不存在。記者在花墟和全港主要花店進行了調查，沒有發現任何標示「公平貿易認證」的鮮切花產品。這與英國市場形成強烈對比——英國超市銷售的玫瑰中，約百分之二十八帶有公平貿易標籤。香港消費者對公平貿易花卉的認知度極低，也沒有人為此支付溢價的意願。香港公平貿易聯盟2024年的消費者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七的受訪者知道花卉可以獲得公平貿易認證。消費者教育是一個漫長但必要的過程。
行業協會的角色至關重要。香港鮮花零售協會和香港花藝協會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行業自律守則——包括最低工資指引、基本勞工保障、安全培訓——即使沒有法律強制力，也可以通過會員制度和採購標準來推動。倫敦的New Covent Garden Flower Market在2018年推出了「負責任採購章程」，要求所有批發商遵守基本勞工標準，並提供員工福祉報告。香港花墟可以借鑑這個模式。
政府監管是底線保障。勞工處應加強對花卉行業的巡查，特別是針對「假自僱」和規避最低工資的行為。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需要更嚴格的審批條件——僱主在輸入外勞前，必須證明已提供符合市場水平的薪酬和合理的工作條件。少數族裔工人的投訴機制也需要改善——語言障礙和對報復的恐懼，使許多勞動權益受損的個案未被舉報。
「當你買花的時候，你買的不只是一束花，而是一整個供應鏈的道德選擇。」——英國花卉公平貿易運動標語
結語：每一束花背後的故事
下次當你走進花店，挑選一束玫瑰或一紮滿天星，不妨想一下：這些花是從哪裡來的？誰把它們從貨櫃卸下？誰在凌晨的後巷剪去尖刺？誰在濕冷的地面上彎腰工作了十二個小時？
香港的花卉消費文化充滿美學追求——我們在意花朵的顏色搭配、品種的稀有程度、包裝的質感。但我們很少在意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人。這不是譴責消費者——在一個資訊不對稱的市場中，消費者的「不知道」是系統性的。但我們可以選擇知道更多，選擇問更多問題，選擇支持那些願意善待工人的企業。
花墟的清晨依然在繼續。明天的凌晨四點，貨車依然會駛入花墟道，工人依然會在後巷打開紙箱，城市的鮮花供應鏈依然會運轉。但這個產業能否走向更公平、更人道的方向，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正視這些後巷中的面孔——他們的勞動，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尊嚴。
本文根據2026年7月在旺角花墟進行的實地採訪撰寫。受訪者姓名因私隱原因使用化名。數據來源包括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理工大學職業健康研究、Fairtrade International年度報告、以及作者的第一手採訪記錄。
